前些日子和韩少功通电话，一是请他为我一本小说集子作序；二来想证实一下他的辞职与返乡——我从田瑛那里得到消息，说少功将辞掉包括海南省作协主席、《天涯》杂志社社长在内的一切职务，然后回到湖南老家去专事写作。田瑛说对于一个作家，这很不容易。10月，我去太原，见到李锐蒋韵夫妇，又提及此事。李锐说得更具体，说少功在故乡的房子都盖好了，在洞庭湖的边上，靠近一个小码头，看来这件事确实无疑了。
我便不由得想起当初去海口的情形来，因为我到南方的第一站，就是少功安排的。那是1992年的4月，我离开合肥往海口，想去看看那边的形势。4月5日这天是清明节，我被麦道82型飞机运到广州后，就给少功家中打电话，直言不讳地想请他帮我找个暂时住所。其实那时我和他并不认识，他顶多是知道有一个写小说的叫潘军，但电话里我听出了他的热情。他说来吧，我近期不外出。这样，几天后的4月9日，我随一条叫做“玉兰号”的轮船在海上漂流一天一夜后，于接近中午的时间抵达了海口秀英港。我在一个大学同学那里暂时歇脚后，下午就去海南师范学院宿舍区找少功了。见到面，我感到他与我以前的照片上看见的样子差不多，个头与我相仿，突出的是他的络腮胡子，给我一种很熟的感觉。以至我总觉得在1986年的那次“青创会”上见过他的，但他说那次的会他没去。我们简单地聊了一会，他大概以为我此行目的只是来玩一趟，就说：先住下吧。然后，就用摩托车驮着我去了一个叫“五公祠”的地方，那是当时海南作协的所在地。我被安置在作协的客房，在我来之前的一个星期，北京的岳建一章德宁夫妇也在这间屋子里住过。他们也是我的朋友。安顿好，少功从钥匙串上取下这间屋的那把，对我说：随便住吧，晚上去我那里吃饭。
实际上，我在后来的几天里经常去他家吃饭。那时他们的日子似乎过得很简单，他夫人小梁是财务人员，每天坐班，少功得承担一部分家务，所以在冰箱里储藏了许多的食用罐头，如豆豉鲮鱼。但这道菜非常对我的胃口。1997年我重返海口拍摄《大陆人》，和少功见面时他还笑我：去吃顿饭吧？你不是喜欢豆豉鲮鱼吗？
但是，那时少功并没有想到我会在海口一住就是三年。他还是以为我是在合肥待闷了，出来散散心。大约住过三天，当时作协的负责人出现了。这个人无论是年龄还是个头都高我一筹，自然说话的口气也高，他倒是很坦率，问我打算在这作协的客房还住几天。我被这突然的质问弄得不知所措，那人就又补充道：我们最近要调两个编辑来，房子很紧张的，既然话已说到此种地步，我再不接话就太不像话了，我就说：我再住几天吧。那人和他的文章一样很仔细，追问：你说清楚，几天是几天？
三天，我这样口答道。这样那高大的人物才满意地走了。
也就在这天晚上，少功来看我。之前我已在电话里告诉他，说我很快会走。他可能以为我要回内地，就捎了条红双喜烟，显然是让我“带着路上抽”的，不料我对他说了自己的意思，我说我不是要离开海口，而是要离开“五公祠”，因为有高大的人物在撵着我。少功这才知道事情的原委，他似乎有些气愤，说：怎么能这样呢？作协的客房不就是接待作家的么？我说：我不想因为我给你们内部添乱。
第二天，我去了一家公司求职，很快就搬走了。黄昏时我给少功打电话，说我已经重新作了安顿，并让他转告那位高大人物，我说话是算数的，说三天就三天。我说：他硬是要把我撵进别墅不可。
这件事我忘不掉。
不久，我居然就办起了一个文化公司。那时也经常去少功家聊天，有一回他问我：生意做得怎样？我说还行。他又问：小说呢，还想写吗？我说肯定会写，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将来和一个小老板联系起来。我现在不过是缺钱挣钱而已。他似乎是不太相信。等到10个月后，即1993年的2月，我斥资十万办了“蓝星笔会”，他才真的觉得我并没有在商道上滑得太远。我在海口的那些日子，少功那里是去得最多的地方。我需要和他聊天，从与他的闲谈中我能感受到我内心渴望的那种气息。他仍然把我当成一个作家，这是我所高兴的。不过有一回他对我谈到海南作协的事，问我是否进来。我说我在安徽已辞掉了一切，就不必再在海南起事了，我说：我只交朋友，不入队伍。
1997年2月，我回海口拍《大陆人》，第二天就去了少功那里。我记得那天是个阴雨的天气，我到的时候，他正在拆看一份特快专递，是山西的李锐寄来的《哈扎尔词典》复印件。那个时候，他正陷入莫名其妙的“马桥事件”中，所以他说：我得好好看看自己是怎么“全部照搬”的。他很坦然自若，同时送给了我一册《马桥词典》。这本书的写作几年前我就知道，当时作家出版社的编辑老朱为此专程去了海口，我好像还买过一次单的。
当晚，我回到住地，躺在床上把这本书看了，觉得好。我觉得很好。时值今日我与别人谈起韩少功，我便这样说：以前我只认为他为中国文坛做了三件事，即写了《爸爸爸》，率先译了昆德拉的作品和办了《海南纪实》，现在我还得加上两件，那就是写出了《马桥词典》和办了《天涯》。一个作家能做出这些，我看中国没几个。
《天涯》创刊之初，少功曾约我写小说。我自然从命写了一篇《杀人的游戏》，写的自然也是海口的事，他和蒋子丹都说挺好，但那时的《天涯》据说要送到长沙去终审，结果因“性”的问题被审去了（此事一直叫我困惑）。前些日子，我回母校作讲座，一位朋友问我：你怎么不给《天涯》写写？我说我很快会写。可是既然现在韩少功走了，我似乎觉得再写的意思就不大了，因为我历来是冲着朋友写的。
（摘自《潘军散文》，潘军文，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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